围墙并不能让你生活得更有品位
笔者所居住的京西某大型小区围墙外的马路对面有一个生鲜市场,如果出单元楼走直线距离所需的时间仅3、4分钟,但由于小区围墙上仅设的两道门都离生鲜市场距离很远,因此居民走出小区大门再反向走到生鲜市场的时间延长至超过20分钟。
在多数住户家中已无自行车的年代,与小区一路之遥的生鲜市场却显出了一个对于步行已显漫长,开车则又代价过大的鸡肋距离。为图方便,很多上班族不再绕道,而选择在小区里的社区便利店购买鸡蛋、蔬菜及一些日用品。但这种规模极小的便利店由于进货量太小不具备议价能力,不仅商品价格高于小区外的市场和超市,品类和新鲜程度也不能让人满意。
在这种困扰似乎永远无解的时代,近日国务院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为行文方便下文简称《意见》)突然为我们点亮了一盏明灯。
这份《意见》指出,我国今后将逐渐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以实现城市内部道路公共化。
任何一个有城市居住经历的人,看到这个内容都应该感到高兴。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民实际购买力的上涨,以及中国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城市治安综合整治效果的显现,现在摆在多数国民面前的事实已不是居者无其屋或者生命财产缺乏安全保障机制,而是如何进一步享受到物质文明进步带来的成果,并在现代化的城市中感知到生活、工作和娱乐休闲的舒适体验。
这些感受的到来,都需要未来依仗街区文化的兴起,推进现代化生活圈的建设方能实现。
街坊堆“土”为界,街区无“框”自由
街区文化的核心是街区。以我国的城市特色而言,街区基本可以等同于若干个有共同区域特征的街道集合。街区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开放式社会,建筑没有明显的功能划分,多采用商住两用建筑,高层住人、低层营商,在一栋楼内共同实现私有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融合。
街区制由于不以围墙划分地界,不以功能区分物业,因此可以将城市有限的道路资源较好利用起来。同时,街区里的居民也可以方便和迅速地相互熟识和融合,有利于营造更有活力的社区氛围。西方和拉美地区的国家多采用街区制规划和建设城市。不论是亲身前去旅游还是通过影视资料,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地街区文化长久推行所产生的浓厚生活氛围。
在国内,大多数城市居民可能还不能准确说出街区的概念,但对街坊这个词则不会陌生。街坊通常指城市中以道路划分的居住区。在街坊的概念中并没有生活功能的体现,其区划范围也不以相同功能或者特征为依据,而是简单以道路标识为界。相比街区,街坊是一种功能单一化,区分简单化的规划布置。苏联在20世纪40~50年代建造的居住区大量采用街坊的布置形式,这对我国现今的居住区规划和建设产生了强大而深远的影响。举个形象的例子来说,街坊画“土”,街区无“框”,前者有界限,后者更自由。
“街区文化”终将替代“大院文化”
同样还是由于国情不同,中国公众所熟悉的大院文化也与街区文化大相径庭。数十年来,政府部门、军队机关、大型企业和事业单位等在城市内外圈地筑墙,用一个个大院书写出了无数的大院文化。大院文化培育出的则是宁静、内敛和相对单调的生活印记。
大院文化的另一面则是对城市规划科学性和整体性的背叛。以北京为例,长安街沿线及周边的各式大院几十年来被超过5米的大墙牢固地守卫着。高墙广院虽然守护了权力的稳定与安宁,但也将首都的城市空间分割得支离破碎。
北京市在城市扩张与道路修缮的过程中曾发生过两次著名的“院路之争”,一次是长安街经公主坟向西延伸时迎面撞上体量庞大的海军大院。在长安街走向不可变更的前提下,海军大院服从大局将自己一分为二让道路从中穿过。另一次则是北京修造亚运村时,规划设计的中轴路又和处于北三环的总政大院发生了冲突。北京市中轴线的北部按照规划势必要穿过总政大院,在全国上下齐心支持北京亚运会申办的政治氛围之中,军队再次做出让步,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批准将总政大院一分为二,中轴线得以成功按计划向北延伸。
近几天来,网络上对高墙大院如何阻碍城市道路交通发展与建设的批伐声音已经很多。如果有心搜集下60多年来的中国城市建设发展史,一定还能在各地找出许多这样的院路之争。相形之下,也许有的争执如北京这般是院子向道路妥协,但更多的结局会是道路被迫改道,远离根深蒂固、势力强大的院子。
中国的大院文化始于计划经济时代,但北京市这两个著名的院路之争都以大院势力向道路发展妥协,这足以说明道路规划和发展的重要性在任何时代都应该是城市发展首要考虑的问题。城市空间资源的分配也应以综合利用效率最高为准则。影响城市道路发展和城市空间资源分配的大院或街坊,实际是损害了百万计城市居民的出行权。天长日久造成交通拥堵和居民出行时间延长所带来的经济损失,要远远大过大院拆墙、街坊搬迁所花的代价。
国务院发文推进街坊逐步改造为街区,意图是增大公共空间,营造有活力的社区氛围,我们倡导街区文化替代大院文化,则是期望终结日趋严重的小区高墙和住户防盗门构筑起二重小世界,相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大城市病。
过去,北京市的胜利来源于中央行政权力的强行推进。今后,全国各地的胜利也许要归功于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城市管理者意识和水平的提升。这场改变本质上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公共资源分配主导权的转移。虽然这种意识上我们已经落后了发达国家几十年之遥,但迟好过无,变化终归不怕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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